所以，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是我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作的法治构建，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
[48]参见应松年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82]如果直接拿着法律所设定的行政目标去评价行政机关的履职情况，就等于抛弃了行政可问责性的正当化框架，不仅不会对行政机关及其官员产生正确激励，还会反过来扭曲其行为。
在假定存在结果回避可能性的前提下，作为可能性的判断结果将影响对行政机关及其官员的责任认定。法律因为一个人没有做到某事而造成不利后果从而给予其非难，既需要此人基于其社会角色应当做此事，也需要此人基于其能力禀赋能够做此事，还需要外部条件容许该人做得到此事。这一点看起来理所当然，但实际上立法机关很难对政府的能力作出准确评估，即使立法机关能够做到，也总是习惯于从规范主义层面出发对政府职责提出应然性要求，并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把一些美好愿景或者前瞻性目标带入法律当中。而这第三个区分开来的言下之意，就是如果这些法规标准不缺失的话，便可作为衡量职责任务安全规定是否落实的标准。这样一来，要公正地评价某项行政职责的履行情况，就必须经历一系列复杂步骤。
第一，是否存在并采取了替代性的履职方案。例如，教育法对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财政支出总额中教育经费所占比例、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在校生均教育费用的增长提出了原则性要求，并对教育经费单独列支、教育专项资金的设立、教育费附加的开征和统筹管理等有所规定。（一）正确处理两个法治对子的关系 就我国而言，法治包括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
引导我国公民、法人在走出去过程中更加自觉地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和风俗习惯，运用法治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涉外执法是实践涉外法治最直接、最高效的手段，因此，完善涉外执法体系是加强涉外法治体系建设的关键。（三）现代先进国际法理念 国际法是在国际社会中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和，而国际法理念是指导国际法发展的理性思想，对国际法的发展和进步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一些西方国家频繁滥用国内法长臂管辖和制裁我国公民、法人的现实状况下，我国应当完善涉外执法体系，强化涉外执法合作，提升涉外执法效能，尤其要增强对外经贸领域的执法能力，延伸保护我国海外利益的安全链。
这些举措充分体现出实事求是的原则，它们与时代背景相契合、与现实条件相匹配、与实际需求相呼应，立足点高、目标性强、着力点准，为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提供了精细的路线图、施工图。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应当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总体框架下进行，应当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我国必须依靠良法善治处理涉外事务、维护国际关系，才能带头维护国际社会共同价值，贴近世界人民普遍诉求，从而获得更多国际声望，于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人才培养上不去，法治领域不能人才辈出，全面依法治国就不可能做好。（三）加强涉外法治体系建设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工作重点和总抓手，涉外法治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统筹推进国内法治理论和涉外法治理论，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予以扩充和丰富。
在国际法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涌现出形形色色的国际法理念，经过历史长河大浪淘沙之后，一些先进的国际法理念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并自觉遵从，成为当今国际社会法治活动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加强国际法研究和运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也载入加强国际法研究和运用的内容。全面依法治国的全面性要求国家无论处理对内事务，还是处理对外事务，都要依法而为、践行法治。进入专题： 依法治国 国内法治 涉外法治 国际法治 习近平法治思想 。
第四，遵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
（一）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辩证关系 法律有国内法和国际法之分，而法治也有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之别。而对国际社会而言，从第三者的视角来看，也可以把两个圆重叠、交叉、结合的部分，即涉外法治部分，视为国际法治的一部分。
在涉外法治领域强化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兼顾、协调各方，统一领导、督促落实，协调推进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更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我们党在法治领域实践智慧的集中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和成就的科学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作为思想渊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以尚法崇德、德法兼修的内涵特征，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的实践特征，推进法治理论创新的路径特征，以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包容特征，为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注入了法治精神、实践品格、创新理念、扬弃意识。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由于涉外法治不仅是国内法治的一部分，也是涉及本国的国际法治的一部分，所以涉外法治建设不仅关涉国内治理，也关涉国际治理和全球治理。厘清以上关系之后，全面依法治国语境下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辩证关系也就跃然纸上了：对我国而言，国内法治既包括我国依法处理对内事务的法治活动，也包括我国依法处理对外事务的法治活动，后者即是涉外法治。
要坚持这条道路，一个关键抓手在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法治的意义不可小觑，法治的路径不可或缺，因为对话协商的成果需要法治予以明确，共建共享的承诺需要法治予以固化，合作共赢的目标需要法治予以增信，交流互鉴的平台需要法治予以搭建，绿色低碳的理念需要法治予以践行。
当前，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建设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贸港、共建一带一路等都需要涉外司法保驾护航，这也对我国涉外司法工作带来新的风险和挑战。就第一个时代背景而言，法治已经成为人民界定美好生活的重要元素，成为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重要内容。
另一部分是国内法律法规中的规定涉外事务的专编、专章和专门条款，比如《刑法》第6—11条。摘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之一，其深刻意涵主要体现为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辩证关系，以及统筹推进的根本要求和基本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石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明确表达出他对《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所含先进国际法理念的认可与推崇。2.统筹推进的基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更加突出强调的是要重视和推进涉外法治，这是针对我国涉外法治短板比较明显 问题作出的因应之道。正确处理两个法治对子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要在国内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包括涉外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在建设法治中国的进程中，注意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的协调，借鉴国外法治、国际法治的有益经验，积极吸收借鉴世界上的优秀法治文明成果。
背离国际法治要求、价值、精神的法治活动无法成为开放、包容、进取的涉外法治。（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五千年中华文明缔造了绚烂多彩、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为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社会秩序平稳和谐、人民生活富足安康提供了宝贵的精神力量和思想财富。
对不公正不合理、不符合国际格局演变大势的国际规则、国际机制，要提出改革方案，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以，涉外法治可以说是国内法治的一部分，是国内法治的对外延伸。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推进国内法治不仅可以通过国内法治保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家任务得以落实，而且可以对外展现我国依法治国、厉行法治的良好形象，增强其他国家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信任和信心。
正是由于涉外法治具有这种双重身份，所以它是沟通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的桥梁，是联系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的纽带，在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之间发挥着互动和融通的作用。这里形成了两个法治对子。国际法治基于国家意志之协调而存续，是各国基于意志协调处理本国或本国国民同他国或他国国民之间超越国界的社会关系之国际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服务等活动的总称。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是全球治理、全球法治的两个方面、两个面向、两个维度。
由于国际法治以国际法为主要载体，所以违背国际法原则、规则、制度的法治活动也无法成为与国际接轨的涉外法治。比如，党的十九大报告，十九届四中、五中、六中全会报告，二十大报告均提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这表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目标之一，如何实现以及实现怎样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应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重要内容。
三、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重大意义 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命题与当前时代背景相呼应，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相统一，展现通过法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道，并保障国家重要战略意图的实现，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全局意义、国际意义和战略意义。2020年党的历史上首次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明确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中的指导地位。
要加强涉外法治人才建设。以国内法治手段和国际法治手段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关键在于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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